一、为什么出发

十月底的昆明，早晚已带凉意。我们一行四人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又转乘大巴，抵达宜良县城。同行者不少：有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有背着相机的家长，还有几位说话轻声细语、一路都在看书的孩子。我们互不相识，却被同一件事牵到一处——“厌学、休学、复学”。

坦白说，过去我对“论坛”二字有戒备，怕它流于口号。可当我看到议程里有一所叫“丑小鸭中学”的乡村学校，要敞开大门让我们随便看，还是动了心。因为这所学校的詹大年校长是来过我们学校百家讲坛的，他当时给我们所有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丑小鸭中学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特别想知道，那些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更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教育，能让他们重新抬头。

二、先听孩子说话

论坛第一天，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合影环节，主持人直接把话筒递给几位十几岁的孩子。第一个站起来的男孩，衬衫袖口磨得发白，他说自己曾把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我以为全世界就我最倒霉”。另一个女孩，声音轻得像风，却曾是年级第一，“考第一不敢笑，怕下次保不住”。后来，她一到考试就发高烧，“烧到39℃，才觉得可以喘口气”。还有个剃寸头的小伙子，笑着补一句：“我是被爸妈骗来的，说云南旅游，下车一看，校门上写着‘丑小鸭’，俩‘大汉’把我架进去，我以为遇到人贩子。” 一位曾以砖头伤害自己的孩子，如今带着些许羞涩的笑容，在台上展示他精心准备的参加论坛的蒙古族服装。台下有人笑，有人抹泪。孩子们说完，深深鞠一躬，像把压在心口的石头放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心理安全”，不过是让孩子先把真话讲出来，大人肯听完。

三、专家没说大道理

专家不少，可没人搬艰深术语。

北大文东茅教授长期致力于“幸福教育”的探索。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教育没有带来幸福？为什么教育没有让每一个学生获得持久的幸福？他强调，我们听了太多故事与理论，心中充满感动，但更重要的是——行动。

有两所学校正在践行文教授的幸福教育理念，他带来两张照片：一张是河北农村“良知班”的32个娃，原先被各校劝退，如今笑着在操场拔河；另一张是北京东方红学校的跑步队，孩子们从1公里都喘，到能绕五环跑半马。他说：“幸福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先让孩子跑起来、笑起来，再谈学习。”

    文教授还提出了一个缓解休学困境的可能路径——“在家上学”。这种形式在美国已被广泛认可，家长根据孩子的特点和需求自主安排课程与进度，并借助社区资源组建学习小组，邀请有专长的老师或家长参与教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如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宽容错误等，都可以成为“在家上学”实践的精神内核，为孩子在家庭这个温暖的空间中，重新找回学习的节奏与幸福感。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深圳恒晖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老师分享了他在公益道路上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实践与思考。他所创立的恒晖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中国欠发达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与教育关怀。其中，“知更鸟计划”已在4所试点学校落地，旨在为心理教师、班主任、其他老师、家长和孩子提供一套完整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让每一个孩子的情绪与困惑都能被看见、被了解、被疗愈。

更令人期待的是，陈老师的团队正在研发“齐家AI”——一个面向1000万家庭的公益家庭心理支持平台。该系统将完全免费、开源，像一位贴心的家庭心理教练，帮助父母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

在论坛问答环节，陈行甲老师也坦诚分享了自己走出重度抑郁的经历，他将康复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短期：不回避医疗，遵从专业建议，该服药服药，该住院住院；中期：依赖至亲的陪伴与支持，家人的爱是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长期：实现自我成长，找到“我为何而来、我之为我”的生命意义。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博士放了一张漫画：孩子胸口有个黑洞，作业本、试卷、手机、奖牌全被吸进去。他解释，“空心病”不是孩子矫情，是“价值感缺氧”。药方不复杂：睡好、玩好、友好、爱好——“先给氧气，再谈理想。” 徐老师特别强调手机与网络对孩子的深远影响，包括：社交剥夺、睡眠不足、注意力分散、成瘾行为甚至人格改变。科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重塑一代人的行为与思维，其影响不可忽视。

要解决这些问题，徐老师认为必须从立法保障与社会协同入手，例如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并改变“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具体实践层面，他提出新时代的 “四好学生”标准：

•睡好：保障每天8–10小时睡眠

•玩好：每天2–4小时游戏与运动

•友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爱好：培养健康的兴趣与特长

这些看似简单却难以落实的日常，其实正是驱散孩子心理雾霾最有效、最坚实的光。

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席李镇西讲了“最差”的学生和“最最最好”的老师的故事。李镇西老师这些年教过的“差生”，没有一千大概率也有八百，他从不避讳使用“后进生”，这个词本身并不带褒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比称呼更重要的，是对待这些孩子的态度。而且，恰恰是这些后进生，才是老师最能大显身手的对象，他们不仅能让老师享受教育的幸福，更能让老师获得教育的智慧。他分享了跟几位后进生有趣的、感动的也引人深思的故事——

李老师说：无论这些孩子看起来多么满不在乎、多么“流里流气”，他的内心深处都燃烧着想做好人的愿望。而如何点燃他们沉睡的上进心，就是做教育最大的艺术。

清华彭凯平把“积极心理学”翻译成八句大白话：“深呼吸、抱抱自己、闻闻花香、抬头看天、找人说说话、专心洗个碗、出门跑几圈。”他说，“别小看这几下，能把孩子从情绪悬崖边拉回来。”

作为本届论坛的收官之分享，昆明丑小鸭中学詹大年校长用温暖而坚定的声音，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

詹校长认为，所有孩子问题的核心都是关系问题。孩子厌学，厌的并不是“学习”，也不是“上学”，而是在上学过程中那些让他们感到压抑、不安甚至恐惧的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与教育环境的关系……

他指出，学校教育中关系不良的关键在于“场景不对”。我们往往只从成人视角设计环境，却忽略了孩子的真实感受。真正有效的教育场景，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提供充满互动与信任的空间。

在丑小鸭中学，这一理念被付诸实践。詹校长展示了校园中的各个场景——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这里，孩子才是真正的主人。

他谦逊而真诚地说：“我其实不懂怎么当校长。我能做的，无非三件事：允许他们做，允许他们错，对着他们笑。”

四、走进“丑小鸭”

真正触动我的，是校园本身。

它在宜良县郊，四周是稻田与柿子树，校门就是两扇刷了蓝漆的铁门，谈不上气派。可推门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排随意摆放的旧沙发，孩子们盘腿坐上面看书，一只橘猫在打呼噜。

教学楼外墙全是涂鸦，有动漫人物，也有“今天不想说话”六个粗体大字。詹大年校长插着兜站在一旁，“让他们画，情绪有出口，才不会在夜里拿刀划自己。”

教室没有讲台，四面墙贴满纳米涂层，用水彩笔随便写，抹布一擦就掉。初三教室后面，几张课桌拼成“会议岛”，孩子们说，班会、辩论、包饺子都在这儿。

食堂更像大客厅，生日月会把桌子拼成U型，煮火锅、唱跑调生日歌。一位生活老师拍拍我肩膀：“别客气，今天素食日，咱也得吃草。”语气像招呼邻居。

宿舍最颠覆：门楣上写着“奥利给大食堂”，垃圾桶上画着粉色小猪。生活老师跟孩子们睡一间，半夜谁做噩梦，翻个身就能摸到老师的手。

同行有人悄声问詹校：“这么松，会不会出事？”他摇头：“关系先于管理。孩子先把这里当成‘家’，才会在乎‘家规’。”

五、家长也在疗伤

论坛专门留出一晚给家长发言。

一位上海妈妈站起来，头发枯槁：“我为了孩子辞职，陪他写作业到半夜，结果他说‘妈妈你再去生一个吧，我这个号废了’。”话没说完，人已泣不成声。旁边一位爸爸递纸巾：“我们以为拼命挣钱给他最好的学校就是爱，没想到孩子要的是我们一起吃顿晚饭。”

詹校只给了一句话：“家长把焦虑放下，孩子才能把书包背起来。”

六、离营前的问答

临走前，我们几个外来者围着詹校提了两道尖锐问题：

1. 你们有没有教育失败的孩子？

2. 走出去再复发怎么办？

他毫不遮掩：“当然有。教育不是魔法，我只能陪他们走一段。但只要他们回头，丑小鸭永远亮着灯。我的手机号15年没换，也不会关机，除非我不在了。”

在詹大年校长的办公室，我看到了他们的作业本，背面印着校长的所有联系方式，上面写着：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

七、返程一路沉默

回城的大巴上，没人说话。我靠着车窗，看见稻田往后跑，想起那些孩子说的话、画的画、笑的样子，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羞愧：过去我们提到一所学校的成功，总爱用“升学率提高多少”作为一个硬指标来呈现，可他们却告诉我——
    “先让孩子像个人，再谈成才。”

八、写给自己

我们没法把丑小鸭中学打包复制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学校，也说不清它到底算不算“成功典范”。我只记录所见：

当孩子被允许把“我不想学”说出口，当老师蹲下来跟孩子一起给多肉浇水，当家长先拥抱孩子而不是试卷，改变就开始悄悄发生。也许我们办不了另一所“丑小鸭”，但可以做一件更小也更难的事——把家、把教室变成“安全屋”，让孩子敢哭、敢笑、敢犯错。

九、尾声

车抵昆明长水机场，天已黑透。飞机腾空那一刻，我脑海里闪过一行字：在这里，教育不是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而是让每只丑小鸭都发现做自己，本就是这世间最美的姿态。




初审：衷 颖
复审：肖晓敏
终审：叶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