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先生是我所带的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这人特有意思。大概因为中年得子，对孩子的学习关切有加，每来校，合适的机会欧阳先生就逮孩子的老师唠嗑两句。别看欧阳先生已经退休，精神兀自抖擞，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言辞恳切，热情满满。

周五，孩子们离校，欧阳先生来接孩子，顺便跟我说：涂老师，我有篇文章，发你看看，关于语文教育的，参考参考下。一时匆促，未及多聊，周末，邮箱里收取了欧阳先生转发来的文章。原来，是记者采访作家叶开先生谈论当下语文教育的访谈录，题为《对抗语文》。叶开先生有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叫乔乔。在关注孩子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做父母的从中发现了问题，有疑，而后思，乃至愤怒，遂有“对抗”。

在《对抗语文》里，我总结了下，叶开对语文教育提出了几个不满：

1、当下的语文教材非语文因素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

2、不尊重原著，随意篡改，逻辑不明，常识缺乏；

3、教材虚夸，教法也跟着做假，真善美的教育无从谈起。

一字一句，把《对抗》看完，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让我想起好几年前看到的《沉疴》来，那是四川作家冉云飞先生的力作，书中历数当代教育之弊端，言辞厉绝，忧患意识发乎心底。由叶开而想到冉云飞，是因为他们两位都不是教育界人士，但对教育都倾注了深切的关注。而语文教育，因为事关孩子从小所受的言语灌输和道德文章的浸染，这对孩子的漫长人生更是影响深远。反观我们教育界自身，我们是否有久在鱼肆而不闻其味的感觉？所谓旁观者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回到《对抗语文》上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想法，看看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是否存在文中所列的诸多问题。依上面所总结出来的问题，逐一对证之。叶开先生的孩子乔乔学的上海的教材，我手头没有，不好说。那就以我们的孩子所学的人教版为例，以下所举的例子，皆以第九册为例。由此亦可见，各种版本都有相类的倾向，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教材的非语文因素问题。

从内容上看，语文所涵盖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没有专门讲“语文”的规定体例的课文，但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语文课例，除了相关的基础性语言文字知识，所选文本，终是“文章”，既如此，就有体裁、文法、修辞诸类，这和别他的学科特征区分开来了。叶开先生所言，无关文章体例，是说我们的课文，在内容及表达的倾向上过多地“渗透”了政治、道德教化的成分。他在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中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批评，是否无的放矢？我看并不是。

《钓鱼的启示》 课文讲的是小时候的一件让人深受教育的事，但竟至于影响了整个人生的道德勇气的抉择。“当我一次次地面临道德抉择的时候，就会想起……”我没找到原文，但我认为这里边定然存在着不恰当的夸张。三十多年前的一件算不上多大的事，居然让一个孩子在后来的人生每每面临诱惑的时候用这一“钓鱼的启示”来抗拒。

《狼牙山五壮士》 当年的抗日志士，今天的我们怎么崇敬大概都不过分。但为什么选入课文时却让人产生生硬地空喊口号的感觉？看看具体的行文内容就知道了：“……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不要说孩子不明白口号，教授这一内容时若是让你示范读读，何如？

其二，篡改原文的问题。

为了尊重原著，文章选入教材是否不能改动？作为教学者，我是持否定看法的。我在《教学大道》读书笔记里写过一段话，可以照抄：“作品选入教材，已被赋予了另一种使命，是为教学的使命。这种‘使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彰显‘经典’作品自身的魅力？事实上，很多作品并非直接挪来就可以成为‘教材’的，有时代隔阂、语言差异等问题，教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为着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服务的，作品成为‘拿来主义’的产品后，自然为我所用。”这里我再补述几句，我之所以认为可改，有一个出发点，主要是因为“时代隔阂、语言差异”的问题，可略作文字上的润饰，但决非把原著的意思都改了，甚至生硬拼凑，凑出编者所要的“思想”和“意义”来。

在《对抗语文》里，举了一例，乔乔所学的教材里《带刺的朋友》一文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难怪乔乔在课堂里提了一个问题，老师无法自圆其说。

再看看人教版第九册的：

《地震中的父与子》  虽然文中下注“选作课文时有改动”，但改成什么样了？有网友指瑕：课文的虚构不合情理——阿曼达的父亲的挖掘、其他学生的家长的逃离以及政府的不作为。为了体现地震中的父亲高大，就拿其他家长“哭喊过后，就绝望对离开”开涮？当地政府的营救的影子也丝毫不见？就说这个父亲的“挖掘”吧，文中句云：“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挖到第38小时，他突然听见……”这位网友指出，地震现场，是堆积如山的水泥板、水泥柱、钢筋、木块、砖块、玻璃等，专业人员尚且费尽思量，这位父亲的双手却如此神奇，怎一个“挖”字了得。

其三，教法作假问题。

教材的导向性是非常强大的，濡染日深，人的能动性渐被磨灭，不知不觉就“顺”进教材所钳制的“思想”轨道上去了。一般说来，教材大概也非一两个人拍脑袋就能确立下来的，而是凝结了众多人的辛勤和智慧，但这主要还是从语文训练序列方面而言，由于我们的教材过多倾向于叶开所言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许多本来单纯、简明的文章，一经道德上的拔高，文章旨意变得扑朔迷离，奥深莫测，本来儿童化特征明显的文章变得成人化，教条化。长久打滚在这样的思想教导下，教学的性灵自然也变得古板、单一、标准化。教学之所以会出现作假，除了教师个人行为之外，和生成的土壤不无关系。

在《对抗》中，叶开认为“三十年了，语文教育还在说谎和表演”，叶开听女儿的公开课，气氛看似民主，但教师的提问是有针对性的，乔乔回家告诉爸爸，提问谁是事先就准备好了的，老师都是提问举左手的，因为举右手的，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懂老师提出的问题。像这样的课堂，我们都有所闻，所幸的，这种现象大概并不普遍，至少我们周边还没发现这样的课堂教学现状。我们现在推广“生本”教学，比较注重课堂上的展示，本意是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体现以生为主体的全面性和主动性，但不可否认，有些老师为了在课堂上凸现热闹的场面感，做“足”了课前功夫，只待百花齐放的一刻，尤其是公开课，愈为甚烈。这算不算作假的一种方式？把基础教育变成一场“狂飙”运动而非人性的天然滋长的教育，看似七彩斑斓，却很难说不是一种短视。

《对抗语文》的背后，有叶开先生激愤的一面，但也揭示了现今语文教育上的诸多弊端，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多从自身去反省，是应该的。毕竟，谁都有对教育发表言说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