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简称外校）应届高中毕业生何畅，同时被美国四所名牌大学录取。最后她选中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并获得该校每年4 .4万元的 最高荣誉奖学金。芝加哥大学要她提名一位中学时代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她推荐了我。 何畅在她的推荐信中写道：“刘世平女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英语老师，而且是一位成功的校长。她能神奇地记住每位学生的姓名，并且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为了 给学生创设更好的教育环境，她牺牲了很多个人的时间。由于她的远见卓识、杰出领导和无私奉献，使她得到全校员工、家长和学生们的尊敬。” 因为何畅的提名，我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2002年度“杰出教师奖”。收到芝加哥大学寄来的证书时，我感到由 衷的高兴。十年风雨，十年心血，又有了一个让人欣慰的回报。 十年来，外校从一个班44名学生，发展到今天97个班3700多名学生；从租借一间教室，几间宿舍，到今天占地258亩的现代化美丽的校园，2亿多元的固定资产，诠释了什么叫白手起家的国有民办学 校。在这种外在变化的同时，我们的五届高中毕业生，百分之百考入国内外大学；由于英语特色明显，办学成绩突出，2001年我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13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语学校之一。这一切，有点像梦幻般的神奇，《南风窗》杂志2003年2月下期刊登了一篇专访， 题目叫《刘世平：谁在做着不可思议的事？》 其实，我只不过是尽了我的努力，我的责任，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作为广外外校的一名创业者、领导者，十年来，我参与了学校的每一项决策，亲历了学校的每一个进步，我的全部心血，全部情感与外校 早已融为一体，我的智慧和才能也和外校一起发展。 当我登上人生和事业的一个山峰，回首来路，感慨万千。我自己有几分欣喜，也有几分疑惑：我竟然有这种脚力，这种意志，一步一步，走了上来，走到今天的高度。 童年的记忆 在我的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一个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 1919年，19岁的爷爷从江西省安福县洋溪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开了一间私立医院——申江医院。这家医院 别人也叫它是“江西会馆”。只要是江西人到了上海，走进申江医院，都有饭吃；遇到困难，都能得到帮助。其实，爷爷不仅仅乐善好施，更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他思想进步，向往真理，和当时的革命志士往来密切。由于经常帮助共产党，解放前夕爷爷被国民党 抓进监狱，幸好上海解放，才被营救出来。 后来爷爷回到江西出任卫生厅厅长，55年我也随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南昌。爷爷做了“官”还是那么善良，如果有乡下人来，爷爷会尽情款待，临走一定会带上礼品。但是如有亲戚要求爷爷帮忙找工作，他总是婉言拒绝 。他从来不揩公家的油，也不许家人揩公家油。记得有一次妈妈从上海回来，带的东西多，叫我请厅里的司机去车站接，当我兴致勃勃地告诉爷爷时，他勃然大怒，不许我这样做。他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每天早晨要问我头天的国内国际新闻，以致我到现在还保持 着天天看新闻的习惯，也要求全校学生每天看新闻。爷爷喜欢看书，80多岁时还坚持看书学习。在文化大革命艰难时期，他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 爷爷的善良正直，心胸开阔，勤奋乐观这些品格，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另一个人是我的南昌师范附属小学 的启蒙老师杨扶莲。她的思想、她的教学、她的鼓励，令我终身难忘。杨老师带了我们四年，她自编教材，鼓励创新。上课时，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每一个学生都抢着回答问题。记得她让我们造句，从不限量，越多越好。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扩张了我们的想象力，扩充 了我们的知识储备。受杨老师的影响，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喜欢看课外书籍，妈妈几乎是隔一周就会带我上书店，由我自己挑着买书。由于课外书看得多，写作文时，我思路开阔，词汇丰富，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或张贴。一到写作文时我就非常兴奋， 因为自我表现的机会又来了。这种表现的欲望，对于成年人来说，或许是不成熟，但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动力。所以在今天办学的过程中，我特别告诫老师们要保护好孩子们的表现欲望，对孩子们要多鼓励，多表扬。受杨老师的影响，我自小 就积极主动地要求参加社会活动。小学里我一直当学生干部，四年级时就当了大队长。经常站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参加演讲，维持秩序等。这些都很好地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增强了自信心。 因为当学生干部，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同学，尤其是能够接触 本班以外的同学。我喜欢与比我大的同学交往，喜欢与比我知识更渊博的同学交往，喜欢与比我能力更强的同学交往，在交往中学习，在交往中进步。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在同龄人当中就显得更老练、更有威信，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我的自信心也更强，能力也更容易发 挥。小学时候 ，我的兴趣也很广泛，节目主持、参加球类比赛等。经常上台，锻炼了我沉着应变、胆大心细的能力；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锻炼了百折不挠的意志。 记得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长大要当杨老师那样的老师》。我 想，今天我即兴演讲、快速写作等能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杨老师当年的引导，尤其是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更是沉淀到了我思想的深处，为我后来的办学做了坚实的铺垫。 一个好家长、一个好老师，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爷爷和杨老师在我童年的心里 ，都种下了成功的种子。儿童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生受用的财富。 十年下放 1968年，15岁的我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兴高采烈 地去江西省崇仁县河上公社邹坊大队插队。当时的我，一心想自觉锻炼、脱胎换骨，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管现在想来有些幼稚，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种真实朴素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支撑着我心情愉快地度过了农村十年的艰苦岁 月。 在农村，我首先学会了吃苦。小时候因为家庭条件较优越，我从来不需要干活，每天早晨边吃饭阿姨边帮我梳头，以至下放时连头发都不会梳。刚下放时，我们是8个知青在一个生产队，常常要担心没米没油没柴烧。有时别人不愿去砍柴，我就一个人去。从 村子到山上有十多里，山上基本没有路，得攀着小树爬上去，砍倒树后，先把树滚下山，然后自己坐着从坡上滑下来。挑柴回村，要经过上面架着一根树搭的“独木桥”。每次还没走到桥边，我就开始紧张，但那是唯一的路。由于年纪小，心里害怕，每次走到桥中间都 会摔下去，湿辘辘的我只好把湿辘辘的柴捞起来，挑回村。 三月是倒春寒的季节，我们在田里插秧，上身穿着棉衣，下身穿着单裤，一脚踏进田里，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刺骨”。“双抢”季节，三伏酷暑，烈日当头，一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早晨4点钟起床做好饭 出工，割完稻谷再挑回来，经常因饿得腿发软而摔倒。有一年双抢，因为劳累过度，大腿淋巴发炎，人发高烧。我半夜步行4里山路去大队卫生所打针，打完针后又连夜赶回生产队。结果第二天痛得下不了床。 当时生产队妇女每天最高工分是6分，但我却拿6·5 分，因为我干得最多。对于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娇女孩来说，那真是不可想象的苦，但正是这种苦，铸造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如果没有下放时吃的苦，我可能在办学过程中就熬不到今天。 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我从来没有退缩过。过年时别的知青回家了，我 经常一个人留在生产队养猪、种菜。晚上一个人住在一个阴森森的大仓库里。有社员跟我说，那个仓库里曾经吊死过人。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世界上没有鬼。 下放十年，我除了干农活，还当过赤脚教师，在水库上当过电工、出纳、卖过鱼、放过电影；在“ 五七”干校当过广播员、打字员。同一知青点的其他知青都先后离开，我一个人留下来坚持到最后。 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我也没有中止过学习。我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读毛泽东选集；还尽可能找一些有益的书来看。记得那时对我影响较大的两本书 是《牛氓》和《基督山伯爵》，主人公那种坚毅顽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鼓励我在逆境中不消极，不颓废。 我不仅关心自身的进步，更关心集体的事。生产队队长和书记闹矛盾，我会着急地一次又一次去做“思想工作”，直到他们 和解，尽管那时我只有16岁。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傻得可爱。但有时候还是傻一点好，太精明了，患得患失，怨天尤人，岂不是愁上加愁。我现在整天乐呵呵的——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先睡一觉再说，正是当年那股子傻劲的延续和发展。 当然，遇 到大挫折，我也不是木头人，也会有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出色的表现，公社连续三年送我上大学，那时，我渴望能上大学，毕业了可以实现多年的夙愿，当一名人民教师。可每次都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在政审一关被无情地刷掉了。每次得知消息后，我都难过 地伏在床上哭上半小时，然后擦干眼泪，又去更努力地干活。心存一个信念：明年再来。我曾经一个人站在高山上大喊：“祖国啊，我很想为您尽力，您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我还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不仅不允许我入 党，连基干民兵都不允许我参加。我从不抱怨生活对我的不公，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逆境中始终保持进取的心态，努力地学习，拼命地工作，对明天永远充满希望。 我在农村主要学会了两件事，一是吃苦，二是经得起挫折。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始终保持一种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这两者都让我终生受益。 七年教书 1977年，恢复高考，我决心报考。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以后小学开始要学英语。我想肯定要多 招英语专业的学生，就决定报考英语专业。当时我妈妈极力反对，说别人学了几年英语都不敢报考，你连字母都读不准还想去瞎碰。但我生性是想到的事就一定要做。于是，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我找来了复习资料。几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晚上11点睡觉。没 有老师，我跟着留声机从国际音标学起，自学了一本大学课本。数学是看了例题做习题，没有人批改，也没有人指导，有时为了解一道几何题要花上几小时。77年没考上，78年再考。因为没有老师教，我的英语听说能力是很糟糕的，我用一半汉语一半英语对口试老师说 ：“因为我的年龄，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主考老师被我的精神感动，给我的口语打了“良好”。最后终于以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考入江西抚州师专。 1978年9月，我进了师专英语系，同班同学比25岁的我小差不多十岁。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 晚上总是最后离开课室。在农村时患了严重的关节炎，一直治不好。进大学后，我坚持每天早上跑3000米，居然把关节炎跑好了。在师专，我一如既往地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学生会生活部长和文艺部长。1981年，大学毕业，因为家在南昌，我被分配到了南昌三中当英 语老师。多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南昌三中是一间市重点中学，生源很好。但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同班各科老师为了争夺学生自习时间和课余时间一齐向学生挤压。看着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整天泡在题海里，个性得不到发展，潜力得不到挖掘，才智得 不到发挥，我十分苦闷。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杨扶莲，杨老师在五十年代就创造出一套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新方法，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动脑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我们还不能有所创新？ 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改变这种状况， 让大家明白：只要抓住了课堂，就能提高质量，只有课堂解决了问题，才能让孩子们有时间去读课外书，去玩，去参加课外活动。当我从初一开始带一个新班，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三年内，不占用学生一点课外时间，就靠课堂，三年后要考南昌市第一。 要 提高课堂质量，首先必须认真备课。我给自己定的课堂教学原则是：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每一道题都是有针对性的，每一分钟都使大多数学生有收获。我对每一道例题都精心挑选，尽量使一道题里包含几个语法点，尽量多地重复学过的单词。这样可以使学生自然掌握 已学知识，减少预习、复习时间。每节课都安排得很紧张，一环扣一环。每一节课，都在追求用精炼的语言，恰当的方法，合理的程序，民主的气氛，来换取最好的效果。有个学生在作文里这样评价我的教学：“上英语课时，刘老师就像指挥员，我们像战士，每节课都 紧张愉快，不知不觉就下课了。”当时一个班有74个学生，我教两个班，148个学生。我几乎是每周有一次课堂测验，题量很大，每次都三张纸。为了使学生能及时得到反馈，我每次测验后都是当晚改完，第二天早读时把试卷发给学生。经常是晚上改到一两点钟。我的努 力换来了学生对我的尊重。有一次，我们班的考试成绩不如另两个班，我走进课室时，全体学生低着头，不敢看我，觉得对不起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中升学考试，148名学生平均分92·5分，名列南昌市第一。一个姓邓的学生考了80分，而这位学生语文、数学两科加 起来都没够50分。这位同学各科成绩都差，老师们都对他放弃了。开始时这位同学也很怕英语，但我不嫌弃他，对他特别关心，他很感激，学英语特别下功夫。 我经常上省、市或校级公开课，实际上我平时每节课都认认真真准备，所以上公开课根本用不着刻意 准备。教了几年书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正好广州外语学院在江西招收本科师范生，我白天上班，晚上去读夜校，准备了两个月，考上了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学英语师资进修班。 十年办学 抓住机会，创办学校 1988年9月，35岁的我来到广州外语学院中师班学习，读书期间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还经常参加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活动。学习结束时，我调入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当了一名辅导员。 调入广州外语学院，应该说是我人 生的一大转折，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因为我进入了中国改革的前沿，也进入了中国最有活力的大都市——广州。 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次突变或者说机遇，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机遇，总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能否成功，又首先在于你能 否采取有效的行动。我常说，抓住一个机会可能就就得到了两个机会，错过一个机会也许就放走了三个机会。 1993年，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民办学校应运而生。中华英豪学校率先采用储备金的形式借资办学。我想我们何不也采用这种方式办学。我在8岁的时 候想当一个老师，在25岁的时候想当一个好老师，而在35岁的时候想办一所好学校。这就是人生的不断超越。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驶入了人生的快车道。 我首先找到大学黄建华校长，告诉他想利用外语学院的优势办一所外语学校。黄校长不但立即表示支持， 还给了我具体指导，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刘，一个人一生总要办点事情，你如果能把外语学校办好，这一辈子也就足矣。”黄校长说要等星期五大学办公会讨论，我说等不及了，要赶着报给教育局。我说您先签字，我逐个地去找其他领导。于是黄校长就在报告上 签了字。我相继找到其他领导，大都表示同意。 当时的计划是大学英语系和附中作为联合办学单位，先在附中办一个英语班，待有条件后再办成独立的学校。靠自筹资金，办一所民办的外语学校，这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我先生帮忙联系，《羊城晚报》和《南方 日报》都定下了6月17日发一条消息。 6月16日我被告知登消息需要教育局正式的批文，我赶紧去白云区教育局取批文。谁知办公室主任说局长本来签了字同意在广外附中办班，但因为附中属市教育局管，要市教育局批。我又赶紧去找市教育局，一位处长说普通 中学办高价班他们是不会批的。 我当时急得想哭。报纸第二天要发消息，批文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不是要变成一条假新闻吗？当时天下着倾盆大雨，我没带伞，冒雨又赶去白云区教育局，就这样在雨里淋得一身透湿，在两个教育局奔来跑去。最终批文没有拿到 ，也不记得怎样回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整整一个不眠之夜。6月17日，不仅两家报纸发出了消息，广东电视台新闻节目也发了这条消息。一时间，咨询电话不断。我一边安排人接待报名，一边又跑去教育局。 人被逼到绝路上，有时反而有了路。我赶到教育局 ，问局长怎么办。局长无奈地反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不能批办班就批办学校吧。局长说：那你去换份报告吧。当时我真想跪下来对他们说谢谢。对此，我不能不感谢那些在改革的前沿，为了催生一个新事物，敢于担担子，办事干脆果断的领导们。 行动！行动！ 关键是付之行动，没有跨不过去的沟坎。批文事例再一次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1993年8月29日，是“广州外国语学院附设外语学校”正式开学的前一天，也是我40岁生日，为了准备第二天开学，我整整一天都是在学生宿舍里度过的。我们是租借大学老师 的单身宿舍。第二天学生就要报到了，还有一个老师不愿搬走，我就一直跟他聊，直到把他感动搬出为止。排除干扰 迁校扩校 外校在一天天的长大，从几十个学生，发展到三千多学生。就像一棵树，从一根苗，长成了小树，再长成一棵大树。值 得庆幸的是我自己也跟着学校一起成长。 1996年，外校发展到四百人，外语学院本部的那一点空间，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当时，正好外语学院和外贸学院合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一位大学领导说起外校是否能搬到大朗校区。经过考察后，我向大 学提出建议，将外校搬迁到外贸学院，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除了内部的阻力，家长也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外校办在外语学院内，有一个良好的人文和学习的环境。迁校不仅失去了这些优势，还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他们组成家长团和学校对话，甚至 请来电视台的记者，施加压力，以阻止迁校。 在这种情形下，我没有丝毫的动摇，即使受到家长围攻，也保持冷静的头脑，耐心地做说服工作。整整六个周末，我声嘶力竭地接待反对搬迁的家长，忍受着他们的责问甚至漫骂。心想：只要能顺利搬迁，其它都是 次要的。为了学校的长远利益，我可以牺牲个人的任何利益，何况只是一些误解。 在大学领导的支持下，学校完成了迁址，并迎来了新的发展。迁校后，生存的压力使得自己更注重自身的提高。学校各方面管理更到位，办学理念更加明确。那些坚决反对迁校的 家长，后来也一个个表示歉意。 1998年初，我们明确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创办一所以英语为特色的素质教育实验学校，对每个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人。 1999年，学校创办小学部，不仅可以为中学部提供优秀生源，同时经济效益明 显提高。 2000年，学校自筹资金，部分银行贷款，征地113亩，投资二亿多元，建设新校园。 2001年，7万平方米的新校舍一次性建成；2003年，大学将大朗校区全部给外校使用。完善管理 心诚则灵 办学十年，遇到的矛盾和困难 多得难以计算。为什么能够逢山过山，遇水搭桥，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这不能不归功爷爷的潜移默化，杨老师的言传身教，还有农村下放时磨练的坚韧品质和教书时练就的开拓精神。 当然，更归功于我们在办学过程中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一整套严密而又行之有 效的制度。我一直考虑：怎样才能保证学校的长治久安，怎样才能让老师们放心。结论是：只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管理机制，才能保证学校的稳定发展，即使是换了校领导也不会有太大波动。 十年的办学，我对管理的概括是：研究、规范、服务、变革。 一个好的领导，必须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向书本学习，少走弯路；向同行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经常请进来，走出去。80岁高龄的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来校讲座，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不断进取的意志，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前往江苏省的一间农村中学，为了学 习他们的“先学后教”的课堂模式。对照别人，反思自己，扬长避短，不断前行。 聘用制，对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字眼，但要真正地实行决非易事。外校首届93级的班主任是由我提议的一位老师担任，她是当时在任副校长的太太。这位老师为了带好这个班，倾 注了全部的精力，眼泪都不知流了多少回。她每天早起晚睡，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但这位老师把孩子们都卵翼在自己的身边，不许越雷池一步。这样呵护出来的学生，永远长不出翅膀，永远飞不起来。由于她的管理方式及教学不能适应外校高目标的需要，在经过了痛 苦的思虑后，学校决定调换她的工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心理上压力是最大的。但为了外校的利益，不管任何人，只要不符合外校的要求，就只能调换。现在聘用制已成为我校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制度。 我校中层干部的任用也是聘用制。我们实行中层干部一年 一度的“竞争上岗制”，通过竞选演说、民主评议、业绩考核等程序，使得怀才者有遇，有为者有位。“竞争上岗”在我校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一年一度的竞选和评议，使得每一位中层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不能在工作中提出新思维，探索新路子，创出新业绩，不 能使教师们对你的服务满意，就将面临“下岗”。能上能下，能下能上。如此，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干部队伍的活力。 办学之初，我们聘用了一批教工亲戚，随着学校的扩大，感觉到不便管理。就在学校扩大规模需要扩充人员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教工亲戚全部解 聘。我在期末结束会议上动情地说：“你们当初为了外校来到这里，今天又为了外校离开这里，我和学校会永远地感激你们。”为了学校的利益，牺牲了不少个人的利益。但只有保证了学校的利益，才可能保证大多数员工的利益。正因为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学校的长 远利益，我才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认可。 与聘用制相对应的是我们的考核奖惩制度。老师的考核，不但要看教学成绩，还要看领导和学生的评价。学生最有发言权，他们也最了解任课老师的敬业程度和教学水平。事实也证明学生给老师打分是很公正的。谁要是 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管理放松，肯定得低分，反之，一定得高分。 当考核草案分发给大家讨论时，校内舆论哗然。老师中不少人有抵触情绪。在一次会议上，不少老师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其中还附有一条，连续两次期末考核排在末位的，自动解 聘。 对于那些来自于公办学校，端惯了铁饭碗的人，这当然是一个紧匝咒。但“外校”是要创名牌，岂能滥竽充数，误人子弟。在这件事上，我显得格外的坚定，学校的决定只有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有竞争，就不免会有淘汰。个别心胸狭隘， 情绪偏急的败落者，还作出过激的反应。有人甚至铤而走险，恶意殴打领导。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们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决心。 有老师给我起了个别名，叫“菩萨”。我本是十分善良的人，但处在学校主要负责人的位子上，为了学校，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更长 远的利益，有时我也不能不狠下心来。 在我们淘汰的员工中，不但有校长的太太，也有我自己的同学。他在离校时，对我说，“你可以用我为例来告诫以后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不合格，都要遭淘汰。”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理解，我也真的经常以他为例，来教 育后来的应聘者。 当然，考核不仅是鞭策后进，更是鼓励先进。考核结果排在前百分之十五的优秀教师，不仅可以获得优厚的奖金，也成了大家学习的楷模。 只有规范的制度、公平的执行者，才能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还需要有一系列到位的 服务措施。我们的一个基本管理目标是：老师用心，学生开心，家长放心。 尊重老师，关心老师，给老师们提供机遇和舞台，为老师们解决切身的、实际的困难，是我们管理工作的一大内容。学校尽可能解决老师配偶的工作，减少分居引起的不便；我校所有教 师的孩子都在本校读书，收费上给予优惠；学校制定购房补贴制度，资助教师买房，安居才能更乐业；学校为教工提供健身房，倡导教师们在工作之余积极锻炼身体；学校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给每位教师配备计算机，每台机都和因特网互连，开阔了视 野,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正因为我们对老师的真诚服务，换来了老师们对我们的认可。无论是聘用制，还是考核制，奖惩制，这些制度从功能上说，最后都要落实到教学上，落实到为学生服务上。对学生最好的服务，应该是对孩子们的终身发展负责，首先是课堂上的 每分钟对学生负责。其次，是要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非智力品质的培养。同时，还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发展个性，挖掘潜力。开发潜能 发展个性 外校有个学生叫黄山，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小学时经常挨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和 责骂，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我发现他虽然许多科的成绩不如意，但他的画画得很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他的周记后，在他的周记本上写道：黄山同学： 看了你的周记，我有一种很冲动的感觉：黄山这孩子会成为天才的！ 外校对人 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学科方面，更不想按千人一面的统一模式去压抑个性、特长。你完全不必因为学科基础比别人稍差一点而自卑。你有你的长处：有绘画天赋、敏感、善于思考……这些是很多人不及你的。你不必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谁能说你 不会成为未来的毕加索呢？！ 短短的几句话，没想到给了黄山极大的鼓励。他把我的批语粘在随笔本扉页，用它激励自己。后来他的画多次在国内国外绘画竞赛中获奖。在他获准前往美国一家艺术高中就读之前，给我和老师们写了一封信：敬爱的 刘校长、敬爱的老师： 我即将离开学习生活了四年的外校，想和母校说几句心里的话，但不听话的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双眼。回想起初到外校报到时，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当时的我怯生生地望着徐纯老师，徐老师热情地将我接下，那笑容一直留在我 的记忆深处。 在外校老师就像父母一样呵护我成长。当学习上有困难时，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我；病了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守护在我的身边。进校时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孩子，是老师和校长不断地鼓励我，使我找到自信，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我在远赴美国时带上了刘校长在我随笔本上的题辞，四年中她激励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今后我不论走到哪里，都把她带在身边，去迎接新的挑战。 在校史展览室里，留下了我在外校期间的画，虽然画得很笨拙、幼稚，但它毕竟记载了我一段最美好的时 光！我深深地体会到：是外校造就了我，是外校给了我知识，是外校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是外校教会了我生活，是外校给了我人生的机遇。如果将来我在异国他乡有幸成为名画家或设计大师，我会骄傲地告诉人们－－我来自外校。 再见了母校，再见了老师，再 见了我的兄弟姐妹，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们的期望，为外校增光！ 祝外校的明天会更好 外校的儿子 黄山 看到黄山的成长，我感到欣慰。其实，在外校，所有的人都在成长，包括我 自己在内。 有位老师说：在外校，所有的人都在进步，但校长的进步最大。我在担任外校常务副校长之前，连教研组长都没做过。当然，也许正因为没当过“官”，才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我从别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探 索、反思、感悟。我要求中层干部要多点责任、少点私心、加点悟性，要不断地出新思路，不断地超越自己。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十年办学，我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更多。有一年“五一”节，我偶然对一位老师说：今年五一可以休息两天了，想弄 几张碟来看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老师冒着倾盆大雨为我去买碟。他对太太说：校长从来没有为私事开过口，这次我一定要满足她的要求。 有位老师看到一篇文章，把它推荐给了我，并写了一封短信：刘校长： 这是我看 书时所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并不华丽，只是为了里面的那句话感动。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您，寄给您看，顺便也想和您说一声：享受生活，或许你该早点知道。 谢谢您为我们这个学校为我们所有的老师及孩子们所付出的一切，也许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您以自 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们大家忙碌而又不失快乐地生活。我想，我们还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您始终会和我们肩并着肩。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给我写的这封信，只知道是外校的老师。 有位老师离开学校时给我写了一封 信，信中说： 如果说《羊城晚报》上那一小块广告是我对外校最初的知道，那么，您的开朗的性格、敏捷的思维和简洁明快的作风就是外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面试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次考察和选择。我想，我是先喜欢上您然后才喜欢上学校的。因为 我知道无论企业还是学校，决策者的思路和眼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想，上至校长，下至每一位员工，为了外校都牺牲了大部分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也会喊喊苦，可是，大家在发牢骚时也会发出感慨：“刘校长也真不容易”。对一个领导几无微词以 及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支持，应该是员工对她最高的赞美。 我随身带着一部数码相机，时不时拍几张老师上课或活动的照片，然后传给老师。一位老师收到照片后给我回了一封邮件： 看见您为我拍摄的相片，我非常的喜欢，并深受感动。您对每 一件事情的钻研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想：外校有这样的领导，老师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生命中真正的快乐，是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领导者能使每一位员工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有压力但不压抑、有辛苦但 更有收获的环境里，那我的工作也就基本到位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件事又对别人、对社会有利，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吧。 外校从租借一间课室起家，到现在拥有几亿元的资产；从当初的生存压力，到现在的全国知名，这期间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 我能为这间学校的诞生和成长作出了一份努力，这一生也算是值了。 回首自己这些年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感受最深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要有责任感，更要有行动能力，敢于打破常规，不断超越自我。其实，一个人的潜力 有多大，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只要你不断地学习、不停地思考，勇于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始终保持宽阔的胸怀、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你的才能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我刚学会开车。只会往前开，不大会倒车。我想可能我的性格 也是这样吧。 2003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