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中，从结构入手去引导学生分析理解作品的内在意蕴，效果良好。笔者以为，把握结构往往是探寻作品内涵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结构，是文章材料的组织安排，在叙事作品中包括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顺序的先后、分量的轻重，一目了然，笔者称之为显形。主题，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导情感，包括创作意图和客观意义，由于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蕴涵于具体的感性形象之中自然而然的流露，“愈隐蔽就愈好”，因而难以直观判断，笔者称之为隐形。优秀作品的结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由分到合，把材料统筹为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图。因此，扣住了显形的结构便能顺理成章的使隐形的主题亦随之由“隐”而“显”，从而引导学生以理性的形式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作品的主题，实现认识上的飞跃。
    就短篇而言，鲁迅小说的结构设置堪称一绝。读者若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小说的结构，就无法品位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如《药》采用的双线并进的结构，以明线带暗线，写出了晚清末年辛亥革命时期华夏民族的深重悲剧，从而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深刻反思和改造国民性弱点的强烈愿望。《祝福》采用情节倒置结构，先写祥林嫂临死前的极度恐惧——并非惧死，而是怕死后被两个男人一分为二，设置悬念，再具体展示其苦难历程，层层释疑，无可辩驳地表达了作者对封建迷信吃人本质的深刻透视。优秀作品往往还能从某一局部的结构分析中，窥见作者的深刻寓意，对整体把握作品的内涵有极好的辅助作用。试以《阿Q正传》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为例简析。
    阿Q在遭了赵大爷几个嘴巴之后反而“出了名”，以至“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于是阿Q的自大心理也随之膨胀起来。“有一年的春天，阿Q醉醺醺的在街上走，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决定与他一比高低，谁知王胡身上的虱子多且肥，自己的小且瘦，怒不可遏的阿Q吐了一口唾沫说：“这毛虫！”一场斗争因此爆发，斗争的结果自然是阿Q败，这对阿Q正在膨胀起来的自大心理无疑是当头一棒，“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屈辱”。受辱的阿Q需要消气，却偏偏遇到“假洋鬼子”。对“假洋鬼子”，阿Q历来是敢怒不敢言，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得“言”出声来“秃儿。驴……”，殊不知“假洋鬼子”耳聪，举着“哭丧棒”重重打在阿Q的头上，尽管机灵的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小孩子分辩道“我说他。”仍未能逃脱一顿皮肉之苦。“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再次受辱的阿Q“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待慢慢的走到酒店门口，甚至“早已有些高兴了”，却冷不防碰到静修庵的小尼姑。“对于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唾骂”，这回因为受辱自然迁怒于小尼姑，变本加厉，改“唾骂”为“拧”：在小尼姑的棉颊上狠狠的拧了两把。这一战，使他彻底忘却了王胡，忘却了“假洋鬼子”，陶醉在酒店里的人们的大笑中，连小尼姑的咒骂“这断子绝孙的阿Q”都不以为然，“十分得意的笑”。
    这一节里，我们注意到作者在同一天里刻意安排了与阿Q发生联系的三个人物：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这三个人物的出场先后顺序也是精心设计的，显示了作者结构技艺的高超精湛。通过阿Q与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之间的动作与反动作，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悲剧性特征。
    若要从社会地位上做一个比较，“假洋鬼子”，一个具有浓厚的西洋资产阶级色彩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后裔，其地位与阿Q不可同日而语；王胡，一个既癞且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的愚昧麻木的农民，其地位与阿Q同列；小尼姑，一个在封建男权社会中被挤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下层女性，其地位理应在阿Q之下。自大心理逐渐膨胀的阿Q，自然不会把在他看来尚在他之下的王胡放在眼里，所以敢与之对抗，然而阿Q不是对手，受辱是必然的。受辱的阿Q需要泄愤，找谁呢？作者安排了“假洋鬼子”和小尼姑。不管阿Q自大心理如何膨胀，都不敢去冒犯“假洋鬼子”，但因其特定环境下受辱引发出的强烈的迁怒心理和泄愤情绪，使之“不由得”冒犯了“假洋鬼子”，受辱也是必然的，这种受辱带来的不快，经阿Q自我调节似乎高兴起来了，但这种“高兴”只是一种靠忘却而获得的暂时解脱，心中的积怨并未真正冰释。阿Q麻木，但有一点他很清醒：小尼姑更弱于自己。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判断，阿Q才肆无忌惮地调戏小尼姑，以解心中的积怨，从而使他真正陶醉在事实而非精神的胜利之中。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阿Q其实一直是在追求着事实上的胜利。这一目标，却只能在比阿Q地位更卑微的小尼姑身上实现，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按“弱——强——更弱”的程序来安排三位人物的出场：因为王胡弱，阿Q才敢与之直接对抗，遭到的屈辱是阿Q始料未及的。如果知晓，阿Q定然不会主动惹是生非；迁怒“假洋鬼子”是阿Q在特定情绪下的一种不自觉选择；小尼姑更注定成了阿Q泄愤的最合适的人选。假如先让“假洋鬼子”出场，阿Q不去冒犯，就不会受辱，也就无怒可迁；假如先安排小尼姑出场，阿Q一开始便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更加无私愤可泄。我们知道，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而这一章却荡开一笔，写阿Q执拗地追求事实而非精神的胜利，且在小尼姑身上得以实现。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以阿Q在某一天某一时刻某一特定的活动，形象而集中地告诉读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非他的初衷，而是在追求事实上的胜利不可得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在屡次受辱之后逐渐形成的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作为一种扭曲的生存方式，蘸满了阿Q的屈辱历史。从结构分析获得的这一结论，对更全面地理解阿Q的性格，更深入地开掘作品的内涵，都有重要的辅佐作用。
    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文学种类多以成人文学的形式出现，相对而言，结构变化较多、思想容量较大，尤其是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追求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语）的美学效果，在结构上的探索创新较多。儿童文学的读者群一般为儿童，受儿童欣赏水平的限定，作品多具有篇幅较短、故事性强、结构单一、内涵浅显的特征，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童话等，却往往能寓深刻于浅显。安徒生说：“我抓住一种对成年人的印象，然后把它告诉孩子们。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时，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母也在旁边听。”
    中师生未来的教育对象是小学生，受小学生特定年龄结构的制约，并不一定要着力挖掘作品的内涵条分缕析地为学生讲解，但作为中师生自己倒是应有较好的开掘概括作品内涵的能力，只有这样方能做到游刃有余；若自己对作品都一知半解，必然捉襟见肘。要培养中师生这方面的能力，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引导他们从结构分析入手（当然，不只限于结构）去品味作者寓于作品中的那种“对成年人的印象”。且以安徒生的代表作《买火柴的小女孩》为例简析。
    这篇作品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个贫困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三十“这又冷又黑的晚上”，饥寒交迫，最后悲惨地死在街头。这个美丽而又悲惨的童话故事的深刻内涵或意蕴得益于作者在结构上的高超的审美处理。⑴从题材份量的安排上，作者没有铺叙小女孩一天的活动，只是以概括叙述一笔带过：“这一整天，谁也买过她一跟火柴，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钱！”而是将重心放在小女孩临死前的种种与火柴联系着的幻象上。这样处理使得作品的内涵不至于落入社会贫富不均、人间冷暖无情的这一平庸的主题上。⑵对幻象的抒写，作者并非只写幻象，而是将现实与幻象交替着进行，在结构上构成了“尘境——幻象——尘境”的特征：小女孩尘境遭际的内涵是饥寒，幻境则是温饱。“饥寒”浓缩着小女孩的现实苦难，“温饱”则为小女孩的理想追求。小女孩的最后惨死告诉我们：这种仅仅以温饱为目的的生活愿望并没有实现。尘境与幻境的联系物是“火柴”，这又切合了小女孩的职业特征，同时增强了作品结构的严密性。如果联系作品所提供的特定环境和人物的特定境遇加以分析，我们不难透视出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对成年人的印象”。
    作品把故事安排在大年三十——一个本该团圆祈福的日子的寒冷的冬夜，增强了故事的悲剧 氛围。主人公小女孩的活计是卖火柴。“火柴”这一意象的主要特点是温暖和“光明”，尽管这种温暖和光明上十分有限和短暂的，无法与严寒漆黑的冬夜相抗衡，必然为残酷的冬夜所吞噬。因此，小女孩这种凭借火柴所获得的片刻的虚设的幸福，只能以悲剧结局。这里，作者象征性地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和冷酷，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贫苦人们尽管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幸福，却仿佛镜中花、手中月，终不可得。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语）。作者籍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无情的鞭挞；对下层人们的苦难寄托了无限的同情。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温饱获得幸福？作者没有明说，但细心的读者掩卷思索，不难悟出：严寒的冬天之后是明媚温暖的春天。只有当春天来临，人们才能获得幸福。这里是否隐含着鼓动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成年人，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主题呢？我想，应该有。
    钱钟书曾经有一形象的比喻诠释文学的审美特征，认为主题之于形象，仿佛水中盐，花中蜜，性存而形匿，无痕而有味，可谓精辟生动之至。其实，就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内容（主题和题材）总是通过形式（语言、结构、体裁和表现手法）表现的，而形式总是表现内容的。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痕”的隐形的主题必然通过有痕的显形结构婉曲地得以表现——哪怕这种痕迹是非常细微的。当然，对于这种“痕”的把握的深浅程度依赖于欣赏者自身艺术敏锐性的高低。因为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也是毫无意义的。
    中师生受阅读量和文学理论素养的局限，欣赏水平普遍不高。由于不能体味优秀作品其中的妙处，严重地挫伤了他们阅读经典名篇的兴趣，转而热衷地摊文学，从而导致学校整体文化品位的严重滑坡。因此想方设法提高广大中师生的欣赏水平和文化品位，是摆在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面前的一项大课题。